作为委托人的家长主义者：为何信息不对称限制了"自上而下的关怀"

为什么不能「干脆替人选出最好的方案」？因为你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。

直觉：看不见自己所监护对象的监护人

委托人（规划者）想要主体作出「正确」的行为，但主体的类型——能力、意志力、口味——是隐藏的私人信息；可观察到的只有行动和结果（The Theory of Incentives）。

形式化：隐藏类型

典型的例子是詹姆斯·米尔利斯（James Mirrlees）的最优所得税模型：政府看不见人们的生产率，于是设计税收方案，使高生产率者不会「假扮」低生产率者（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）。这是纯粹意义上的逆向选择问题。

激励相容

监护性机制只有在每个类型都觉得按自己真实类型行事有利、而非模仿另一类型时才起作用（激励相容，incentive compatibility）。否则家长主义的「帮助」就会被策略性行为所瓦解：人们迎合的是规则，而不是意图。

信息租金

为了尊重自选择约束，规划者牺牲一部分效率——一部分收益作为「信息租金」落入主体手中。这正是不了解偏好的代价：理想的监护之所以无法实现，并非出于恶意，而是源于信息的结构。

结论

由此得出对全站重要的推论：既然家长主义者不了解偏好，他就无法直接替人选出最优方案——他只能设计一份菜单或合同，让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主动揭示类型。而当主体还会对自身未来的评估出错（内部效应）时，问题就同时兼有隐藏类型和隐藏的非理性——「理想的家长主义」在逻辑上也就变得不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