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医生监护到知情同意

医学是这样一个领域：在这里，家长主义曾经不是有争议的例外，而是常态。医生历来被理解为比病人更清楚什么对病人有益的人。20世纪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摒弃这一模式的历史。

“医生更懂”

医学家长主义的模式建立在知识的自然不平等之上：医生拥有专业能力，病人拥有的是疾病和信任。决定替病人做出，往往不加解释。向知情同意的转变，成了这个世纪最核心的思想转折之一。

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

这一学说的法律源头，是本杰明·卡多佐法官在施伦多夫诉纽约医院协会案（Schloendorff v.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，1914）中的判决：未经病人同意的手术被界定为非法侵犯（LSU Law）。身体自主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法律表述。

纽伦堡守则

纽伦堡守则（1947）由美国法官在对纳粹医生的审判中拟定，首次把研究受试者自愿同意的要求编纂为绝对必要的条件（USHMM）。而“知情同意”（informed consent）这一术语本身，则是后来才出现在司法实践中——出现在萨尔戈案（Salgo，1957），而“理性病人”标准则由坎特伯雷诉斯彭斯案（Canterbury v. Spence，1972）确立。

贝尔蒙报告

贝尔蒙报告（1979）把研究伦理归结为三条原则：尊重人、有利（善行）与公正（HHS）。从“尊重人”直接推出病人作为自主行动者的自主性。同一年，比彻姆与蔡尔德里斯把尊重自主列入生物伦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。

从监护到伙伴关系

安杰拉·库尔特的纲领性社论《家长主义还是伙伴关系？》（Paternalism or partnership?，BMJ，1999）记录了这一转变：家长主义被称为医疗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现象，并催生病人不健康的依赖（PMC）。在库尔特看来，“医生更懂”不应在现代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共同决策

最终的模式是共同决策（shared decision-making），其经典定义由查尔斯、加夫尼与惠兰（1997）给出（PubMed）。医学走过了一条其他领域尚待走过的道路：从替人做决定的关怀，走向与人一同做决定的关怀。这是对家长主义困境已知最好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