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助推代替政策：行为措施如何替换结构性改革

对柔性家长主义最深刻的批评，不在于单个助推的有效性，而在于它们把注意力从问题的结构性根源上引开。

i-frame与s-frame之争

尼克·查特（Nick Chater）和乔治·勒温施泰因（George Loewenstein）（2023）引入了"i-frame"（个体框架）与"s-frame"（系统框架）的区分：行为主义者对那些具有系统性根源、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的问题，检验的却是个体层面的解决方案（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）。

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一种自我批评：作者本身出自行为科学传统，他们承认，押注于廉价的个体干预而不改变系统，只带来了微薄的成果。这不是外部的怀疑，而是该纲领的参与者对它本身的重新评估。

强调个体对谁有利

危险不仅在于无效。对i-frame的强调可能把注意力和支持从系统性政策——监管、税收——上引开，而这一强调在历史上一直被反对监管的企业界所推动。"改正你自己的行为"有时听起来比"改变规则"更顺耳。

"Nudge"对"think"

更早以前，约翰、史密斯和斯托克就以"think"策略与助推相对立——即那些让公民思考和讨论决定、而非绕过其反思的协商式形式（Nudge Nudge, Think Think）。

Nudge plus

作为一种折中，有人提出"nudge plus"——在助推的设计中嵌入反思要素，使政策不至于沦为自动机制（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）。这是在不牺牲能动性的前提下保留柔性措施益处的一种尝试。

超越助推

更宽泛的结论是：对个体行为助推的执念收窄了行为政策；需要转向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工具（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）。助推的支持者则回应说，在系统性改革政治上不可行的地方，助推仍然有其价值。争论不在于绝对的无用，而在于优先次序——以及廉价的助推会挤掉那必需却艰难的改革这一风险。